第二年的春天。

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

这个年代，离婚是一件非常罕见且容易招人非议的事。

尤其是女方主动提出。

但我不怕。

我把宋建国那张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草稿纸、他在老家算计我的账本，以及他带着孩子来学校闹事被处分的记录，统统交给了法庭。

开庭那天，宋建国来了。

他看着比半年前更加苍老，那身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的确良，洗得发白且有些缩水，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