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苏州河底看见了自己的尸体。一九三七年，重阳节。清水村。晚晴端着重阳糕推门进来，我正在换药——周先生用镊子从我肩窝里夹出一团黄绿色的脓水，疼得我差点咬碎后槽牙。晚晴把碗往桌上一搁，捂着眼睛转过身去：“章小哥，你、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换？”周先生头也不抬：“小姑娘家，出去等着。”晚晴就蹲在门槛上等。青布褂子，黑布裤子，裤脚挽到小腿，露出一截晒得发红的脚踝。她蹲在那儿，用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，不知道在写什么。周先生压低声音：“伤口再这样烂下去，这条胳膊保不住。”我没吭声。三天前，我从黄浦江里爬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是个死人了。上海地下党情报网络被连根拔起，接头地点被围，联络员被当街枪毙。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的——因为我在最后一刻跳了江。子弹打穿了左肩，另一颗擦着肋骨过去。我在江里漂了不知道多久，被苏老爹的渔船捞起来的时候，已经烧得人事不省。苏老爹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再晚一刻钟，就沉底了。”沉底。我没想到，三天后，我会真的在河底看见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