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三无公司签下霸王条款的第五年，警方在米国时装周的后台找到了我。临时办公室里，周警官眼圈泛红地问我：“为什么不求助？你明明有机会联系大使馆的。”我微笑着看着他。“为什么要回去？在这里，我终于可以不笑了啊。”周警官愣住了。我的母亲走后，父亲就对我实行着严苛的表情管理制度。皱一下眉要被皮鞭抽半个小时，掉一滴眼泪就要跪在门口扇自己耳光。可是弟弟哇地哭两声，父亲就会把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都买回来。十六岁那年，因为在街角哭泣被父亲拖拽着扇耳光的我，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个递给我纸巾的星探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