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六年的夏末，空气燥热得能拧出水来。我抱着刚从供销社抵了药钱的瑕疵布，步履沉重地走向那个曾被我称为“家”的地方。汗水浸透了粗布衬衫的后背，黏腻地贴着皮肤，一如我此刻沉重的心情。院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一阵压抑又暧昧的声响，像淬了毒的针，猝不及防扎进耳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