嫁给沈砚城三年，我替他挡过刺客，管过中馈，压住满朝弹劾他的折子。可他的外室当街辱骂朝廷命官，我只提了句顾好将军颜面。当晚他便扔给我一只金碗。“不是爱管教人？”他坐在太师椅上，外室依偎在他身侧。“从明日起，你端着这碗去东市乞讨。”“讨来多少银子，我便往边关拨多少粮草。”“别忘了，你父兄可还在边关等着了。”我跪直身子，指甲掐进掌心。“我愿亲自给苏姨娘斟茶赔罪。”他不看我。“我愿在祠堂跪足三日三夜。”他端起茶盏吹了吹。“我愿将正妻之位让于她！”“求将军别拿将士们的命当儿戏！”苏姨娘轻笑一声，沈砚城终于抬眼：“让？你有资格让？”“明日两名府兵随行，每一文钱都要当街现讨。”“若有人暗中接济，西北粮草，一粒也不发。”翌日清晨，我端着那只昂贵金碗跪在东市街头。来往百姓纷纷驻足围观，府兵高声宣读告示。每念一字，我的脊背便矮下去一寸。但我不敢抗辩，我知道，只要一开口。边关十万将士和我父兄的头颅，便要永远埋在西北的黄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