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老工程师相对苦笑，因为他们的床让别人占了。准确地说，这些床也没有固定的主人，反正谁看见床上空着，便摸上去睡一阵；就让那帮要材料的人，领帐途的人，要求调拨劳动力的人或是家属妇女拥进来吵翻了天，也休想惊醒这帮睡觉的人。大概，他们连续在暴风雨中工作了好长时间，才捞住这个休息的机会......

老工程师的耳边，还响着工地的各种吼声；眼前还显现着那惊心动魄的劳动场面；激动的情绪，还没有消失。独自念叨着说：“搞铁路建设工作，就是这个样子：常年和雨水赛跑哩！赛跑哩！”

我点了点头。他懒得说话，浑身的骨头都要散了，瞌睡得要死。大雨，混乱，紧张，都无所谓，一切麻烦而叫人恼怒的事情，仿佛都是疲劳造成的。

他走到周立双的床边，看见周立双睡着了。床下放着透湿的黄牛皮鞋，看来周立双也是刚从工地回来；而且从那鞋子上的黑泥来判断，他到最远的一个工点——九号工点去过。

我长久地注视着周立双那又黄又瘦的脸，只见那脸上，有的地方微微跳动，好像所有的神轻都休息了，只有某一根神轻还在活动似的。我思量：“周立双在梦中想些什么？”

他觉着，现在自己肩负着双重责任，这就是，不光要跟大伙一道战胜洪水，还要尽力挽起周立双的胳膊，肩靠着肩，步伐一致，共同前进。同时，这一刻，他真想像过去粥样：挤到周立双床上，两人盖一床被子，互相温暖，度过这风雨之夜。他却没有这样作，只是转过身子，用纸把电灯遮住牛边，使光我射不到周立双脸上。然后，弯下腰，轻手轻脚地从周立双的床下面拉出来几条麻袋，铺在地上，一倒下去就睡熟了。可是，在梦中，周立双的形样，还不时地出现在他眼前......

老工程师把挺大的办公桌子收拾收拾，算是有了床。又把一个废弃的军用电话机拿来当枕头。

他坐在床上，点起一支烟，有时候闭起眼睛养神，有时候伸长耳朵听窗外的风雨声，有时候又朝周围看。他前后左右都是鼾声、咬牙声和床板吱吱吱的响声。头顶搭的湿衣服滴着水，他伸手把湿衣服推到一边。随后，下了床，光着脚轻轻地走过去，把一件雨衣盖到我身上，免得水滴把我身上打湿。他盖好雨衣以后，背靠墙，望着我的脸膛。手里那燃烧着的纸烟，冒起一股白色的烟柱，有时候窗缝里吹进风来，烟柱就散开了，一丝一丝地飘到空中。听！我的牙齿咬得嘣嘣响；还急躁而不联贯地说着梦话。看！我那被雨水冲洗过的脸，在电灯下看来像涂了油；粗黑的眉毛，微微煽动的鼻孔，紧闭着的厚嘴唇和那像生铁铸成的下巴，构成了一付坚毅的形样。

突然，我粗粗地出了一口气，翻了个身。老工程师以为是窗外杂乱的声音闹得我睡不安稳。他使头朝窗外望了望，没奈何地摇摇头。你说说，有什么法子呢？这班组院子里住着工程队党委办公室、工会、青年团工委、人事室、材料室、财务组、劳动工资组、施工技术组......凡是一个工程队里应有的各种组积，都设在这里。工人们来领工资，来订合同，来请假，来领材料，来看病，都吵吵嚷嚷地挤到这里。院子里还住着日夜叮叮当当的修理工班。更别说，这院子又是停车场。汽车嘟嘟进来了，又嘟嘟出去了。倒车啦，错车啦......天天这么热溺，夜夜这么红火，神轻衰弱的人就别来这儿！

老工程师躺在床上，掏出怀表，用大拇指把表面擦了擦，看那分针跳动。又闭住眼睛，把表贴到耳朵上，听那宗宗宗的声晋。表的玻璃面子已轻发黄了；表壳像是生铁做的，电镀的白皮早已脱落光了。这表是他父亲在他上学的时候送给他的。四十年来，它虽然几次进过当铺，但是总算一直陪伴着他。

他和我从工地回来是夜里三点钟，现在正四点。我在这一小时睡眠当中，大约又积蓄了新的力量。老工程师呢，还是睡不着，头的后部，有一根筋在跳动，针扎似的疼痛！慢慢地整个头部都痛起来。他想，也许是刚才在工地被风雨喷坏了？和工人们一道拉机器累着了？哼！岂不拥挤的房问。房子里放着四个双层的床架子。窗子跟前放个小小的桌子。桌上堆着技术书籍和有关技术问题的油印材料，丢着肥皂盒、米突尺、三角板、絵图板、擦脸油、针栽、扣子、别头发的卡子......看来，陈雷决不会住在这里。

“梁素芬！”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女孩子喊叫着跑进来，险些撞到老工程师身上。她往房子里一看，说：“哦！梁素芬这个死了头还没有回来？”

老工程师看见这女孩子用安全帽端着各种各样的石头，还提个小锤子。不用问，她一定是工程地质方面的实习生。

老工程师问：“梁素芬住在这儿？”

她显然是认不得老工程师，疲倦而不耐烦地指着一个雨层床说：“我在上铺，她在下铺。”

老工程师走到梁素芬的床边仔细打量。只见这张床铺干净而又整齐。为了挡土，靠墙的那面还挂着用旧布联缀起来的单子。床头贴着一张油画《春天的早晨》。画面上是：初升的太阳，线油油的草地；远处，平展展的原野上，隐隐约约显出高大的烟囱和正在耕作的拖拉机。画面的空白处，有谁用钢笔写了几个字：“年轻的朋友啊！我们是时间的主人！”枕头旁边，除俄文读本和桥梁技术方面的一罗书之外，还有几本小说：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把一切献给党》......

老工程师张令明，从头一回在桥梁工地看见梁素芬到如台，虽说只有短时期的接触，对这女孩子印像倒挺深。

现在望着这床铺，梁素芬生气勃勃的形样就出现在眼前。他像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样，不仅把有为的青年人看作是自己事业的织承者，而且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。他不禁羡慕起梁素芬这一辈人了：他们是生逢其时。回想自己当他们这样年纪的时候，到铁路上工作，亲朋厚友都白眼对待，认为“吃铁路这碗饭”，就是“吃洋鬼子的饭”，简直有点出卖国家民族的嫌疑！工作的头三年，整天爬到办公室画那些谁也不需要的图表，想做一座小桥也插不上手。到过东北，到过沿海地区，到过租国的西南......这里测量，那里修路，混来混去没有办成一宗称心如意的事情。后来在成渝铁路混了几年，别说修铁路了，连一鳅土也没动......至于那派系之多，互相倾轧，公开行贿，工人们饿得骨瘦如柴，就不去说了。那时候，他愤世疾俗地说：“中国不灭亡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！”

现在，梁素芬和她的同辈男女们，一上手工作，就搞好几座隧道或几座桥涵的施工工作。这一项任务还没完成，就有十项百项任务等待他们接受。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平常的青年人，一年做的事情，比旧时代一个有威望的工程师十年做的事情多得多。而且，中国有史以来，是从他们的东西运到高处，手边又没有大型机械，你找个年老的起重工——北方叫装吊工——他立刻就能设法把东西给送上去，连苏联専家看了都惊奇。工程正紧，发电机出了毛病，上上下下急得眼睛发红，你一连派去几个机械工程师，还不能很快地鲜决问题，可是叫个有轻验的老电工去，他只要用耳朵一听，立刻就给你指出毛病在那里。总之，你不要看这些人粗手粗脚，甚至于一字不识，可是智慧无穷！他们比起那些高谈阔论——顶着、‘博士’衔头而不懂得先铺道碴还是先铺枕木的人来，高明百倍！”

陈雷虽然出了一身汗，总算逃过了这一关。他浑身的筋肉松弛了，暗自庆幸。还摆出一付聚精会神而很感兴趣的架势，听他外祖父谈论老工人。

老工程师问：“长六住在那个工棚？天明我去找他，要他把加固桥梁的情况写个材料。”

陈雷的脸色又变了。他的心。地又提起了。刚才发过烧，现在又发冷。晦！从老工程师到这个房子里开始，陈雷，忽忧忽喜，忽热忽冷，忽而松弛，忽而紧张，再这样继额两个量头，他非进“保健食堂”吃病号饭不可！可是还得硬着头皮往下撑。

他说：“爷爷！你想见郁长六？这......这很容易。明日一早，我把他给你找来！”

老工程师说：“听我说，小陈！郁长六那些老工人，别说像你一样大学毕业，印使稍微掌握一些技术理论知识，他们当中便会出现很多科学家。你要跟他们好好学习，就像梁素芬那样。万万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孩子！我如果像你们一样年轻就好了。我最后悔的是我早生了几十年啊！”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