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

“是你撺掇的吧？”我冷笑，“林姨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我爸有退休金，手里也有点积蓄。你如果是图个老来伴，我不反对。但你非要拆了我妈留下的房子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林姨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她转过身，手里端着一只手冲壶，热水注入滤杯，蒸汽升腾而起，模糊了她保养得宜的脸。

“小远，你觉得我是为了房子？”

她看着我，眼神很清亮，带着一种城市女性特有的从容，

“我自己有房，在市里，两室一厅带电梯。如果我想图安逸，把你爸接过去住就行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......”

“因为你爸不愿意。”

林姨打断我，

“他说那是你的家，不是他的。他在那个家里，永远是个倒插门的客人。他是个男人，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一辈子。临老了，他想在他自己的地盘上，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活一次。”

她把一杯冲好的黑咖啡放在台面上，推向我：“尝尝吧，刚回乡下可能不习惯喝井水。”

我没动那杯咖啡。

林姨也不恼，她自己端起另一杯抿了一口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刚进门时说，这房子是你妈的影子。你说得对。但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。”

她放下杯子，目光直视着我，语气变得犀利起来：

“你妈是个伟大的女人，这点我承认。但她太‘大’了，大到这屋子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根梁都刻着她的名字。你爸生活在这里，就像生活在一个纪念馆里。他不敢动任何东西，因为怕你不高兴，怕邻居戳脊梁骨。小远，那是你爸，不是个守墓人。”

“所以你们就要毁尸灭迹？”我咬着牙问。

“不是毁尸灭迹，是翻篇。”

林姨淡淡地说，“我和你爸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。我们不想在影子里过日子，我们想晒晒太阳。这要求过分吗？”

我被问得哑口无言。

她的道理太无懈可击，太“现实”，以至于我的愤怒显得那么幼稚和矫情。

谈话不欢而散。

我憋着一肚子火走到院子里，想透透气。

阳光正打在院墙东侧那棵柿子树上。

这棵树是母亲嫁过来的第二年种下的。

小时候，每年秋天霜降一过，红彤彤的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。

母亲会把最甜的那个留给我，把最涩的那个留给自己做柿饼。

它是这个家唯一的活物，也是母亲生命的延续。

但我突然发现，树干上多了一道刺眼的红油漆——画着一个大大的叉。

我不祥的预感瞬间炸开。

正好那个工头模样的男人走进院子，手里拿着卷尺。

我一把抓住他：“这树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画叉？”

工头被我吓了一跳，看了一眼屋里的父亲，讪讪地说：“哦，那个......这树位置不好。刚好在新房的地基线上，而且林大姐说这树招毛毛虫，夏天没法在树下喝茶，陈老师就说......砍了。”

砍了？

连这棵树都不放过？

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。

他们不仅要拆掉母亲的房子，还要拔掉母亲扎在这里的最后一点根基。

“谁敢动这棵树，我就跟他拼命！”我冲着堂屋吼道。

父亲在林姨的搀扶下走了出来，脸色依旧不好看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

“陈远，这里我说了算。”

父亲用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面，“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要是舍不得，你就把它挖走带回北京种去！只要你有本事种活！”

“你明知道北京根本种不了这个！”我气得发抖。

“那就别在这儿充孝子！”

父亲语气不善，“你一年连个电话都打不了几次，现在为了棵树跟我拍桌子？我告诉你，明天工程队就动土，第一件事就是锯树！你要是看不惯，现在就开车滚回你的北京去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