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二十八分，手术室的灯灭了。

我摘下手套，指尖因为持续十三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而微微颤抖。护士递来手机，屏幕显示三十七个未接来电，全部来自同一个名字：顾铮助理。

“江主任，顾律师急性胃出血，在华山医院急诊，需要家属签字。”

冷水泼在脸上，镜子里的人眼下乌青，白大褂领口沾着暗红色的血渍。我换下手术服，黑色羊绒大衣裹住一身疲惫。早春的上海，凌晨的风还带着冬日的余威，吹在脸上像细小的刀片。

急诊室的灯光白得刺眼。顾铮躺在3号床，脸色苍白，手背上扎着输液针。他闭着眼，眉头紧蹙，即使在昏迷中也不放松。

护士递来知情同意书。“胃镜检查发现出血点，需要镜下止血。您是家属？”

“我是他妻子。”我接过笔，在“与患者关系”栏写下“配偶”。笔迹平稳，和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一样。

俯身时，我听见他无意识的呢喃。

“薇薇……别走……”

笔尖顿住，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团黑色的云。我继续写完“江穗”两个字，行云流水，像练习过千百遍。

“他刚才一直在喊这个名字。”护士压低声音。

“嗯，”我把笔还给护士，“是他一个故人。”

走出急诊室，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灰白色的天光。我靠在墙上，从大衣口袋摸出烟盒——顾铮不知道我会抽烟，更不会知道我会写小说，尽管我是他结婚七年的妻子。

打火机擦了三下才点燃。薄荷爆珠在齿间碎裂，凉意直冲头顶。我吐出一口烟，看着白色的雾气在冰冷空气中缓缓消散。

手机震动，是科室发来的明日手术排班表。我扫了一眼，上午九点，一台脑动脉瘤介入手术。患者五十二岁，女性，体检偶然发现，无症状。但动脉瘤就像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。

就像有些秘密，藏在心里太多年，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。你几乎要忘记它的存在，直到某一天，它突然炸开，把你炸得血肉模糊。

“江主任？”小护士探出头，“顾律师醒了，问您在不在这。”

我把烟按灭在垃圾桶上。“来了。”

病房里，顾铮已经坐起来，靠着枕头。看见我，他扯了扯嘴角，是个勉强的笑。

“又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医生说不严重，止血了就好。”我把大衣搭在椅背上，“需要住院观察三天。”

他皱眉。“明天不行，我得去苏州。”

“明天清明。”我说。

空气安静了几秒。窗外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发出叽喳的声响。

“薇薇的忌日，”他声音低下去，“我必须去。”

我看着他。三十八岁的男人，眼角有了细纹，鬓角有了白发，但侧脸的轮廓依然清晰好看。这套五官我看了七年，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可有时候，比如现在，我会觉得他很陌生。

“医生建议卧床休息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可以坐高铁，一个多小时而已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江穗，你知道的，这件事我不能不去。”

我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

七年了，每年的四月五日，顾铮都会消失。第一年，他说去苏州出差。第二年，他说客户在苏州。第三年，他终于告诉我，是去给一个叫薇薇的女孩扫墓。

“她是我大学学妹，很早就去世了。”当时他是这么说的，语气平淡，像在叙述别人的事。

我没有追问。一个好妻子应该懂得分寸，知道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。于是我成了他口中“懂事”的妻子，在他每年清明去苏州时，从不打扰，从不追问，甚至在他回来后情绪低落时，体贴地不去触碰。

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花园里早起锻炼的老人。他们的动作缓慢而认真，像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。

“我明天有手术，”我说，“不能送你去机场。”

“没事，助理会安排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……不问问我薇薇的事？”

我转过身。“你想说吗？”

他张了张嘴，最终摇头。“没什么好说的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看，他总是这样。给我开一扇门，又在我靠近时关上。七年了，我在这扇门外站了七年，从期待到平静，从平静到麻木。

“那你好好休息。”我拿起包，“我晚上有台急诊手术，不过来了。”

走到门口时，他叫住我。

“江穗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。

我没说话，带上了门。

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我慢慢地走，高跟鞋敲在地砖上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路过护士站时，听见两个小护士在聊天。

“3床那个律师，昏迷时一直喊‘薇薇’，是他前女友吧？”

“肯定是。听说每年清明都去苏州扫墓，真痴情。”

“那他老婆呢？就刚才那个女医生，她知道吗？”

“能不知道吗？但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总不好跟死人计较……”

她们看见我，立刻噤声，低头假装忙碌。

我平静地走过，像什么都没听见。

电梯下行，镜子里的女人穿着黑色大衣，长发一丝不苟地绾在脑后，表情平静，眼神冷淡。这就是顾铮眼中的我：冷静，理智，强大，不需要安慰，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被珍视。

手机亮了，是妈妈发来的消息：“穗穗，你爸老毛病又犯了，住院了。你能回来一趟吗？”

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很久，打下一行字：“妈，我明天有手术，走不开。需要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”

发送。

电梯到达一楼，门开了。我走出去，走进清晨冰冷的风里。

停车场里，我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发动车子。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，是昨天从旧物里翻出来的。我打开，抽出里面的东西。

一本泛黄的《萌芽》杂志，2009年4月刊。封面已经磨损，但还能看清标题：《褪色的黄昏》，作者：苏河。

我翻到那一页。熟悉的字句跃入眼帘：

“苏州河的黄昏像褪色的油画，所有的颜色都蒙上一层灰。我站在河边等你，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。他们说，等人的人最傻。可我觉得，被等的人更傻——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”

女孩的文字，稚嫩，但认真。每个句子都写得工工整整，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事。

我把杂志放回文件袋，启动车子。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，车灯划破尚未完全散去的夜色。

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，女声幽幽地唱：“原谅你和你的无名指，你让我相信还真有感情这回事……”

我关掉了。

车厢里只剩下引擎的声音。我望着前方渐渐亮起来的天色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也曾这样等过一个人。

等他从麻醉中醒来，等他从手术室出来，等他看见我，认出我，对我说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可他没有。

他永远不会知道，那个在信纸上和他谈了三年恋爱的“苏河”，那个他以为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的笔友，其实离他并不远。

多可笑。

多可悲。

红灯亮了，我停下车。十字路口，早起上学的少年骑着单车飞驰而过，校服外套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像张开的翅膀。

我也曾有过那样的翅膀。十七岁，以为一支笔能写下整个世界，以为一封信能抵达任何远方，以为一个人能爱另一个人一辈子。

后来翅膀断了。我学会了在地上走，学会了拿手术刀，学会了在死亡线上抢人，学会了做一个“懂事”的妻子。

只是偶尔，在这样寂静的清晨，在手术结束后的疲惫里，在听见他喊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时——那对断掉的翅膀会隐隐作痛，提醒我：你曾经会飞。

绿灯亮了。

我踩下油门，汇入渐渐多起来的车流。后视镜里，医院的大楼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晨雾中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而我，还要继续演好江穗医生，演好顾铮的妻子，演好那个冷静、理智、从不过问丈夫心事的、懂事的女人。

至于那个叫苏河的女孩，就让她死在十七岁的夏天吧。

死在她最爱他的那一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