嫁给霍辞，是三年前的事。

那年我二十二岁，刚从护校毕业，在朝阳区一家社区医院做实习护士。月薪三千五，租房花掉两千，剩下的钱勉强够吃饭和还助学贷款。

霍老爷子住院那阵，分到了我管的病区。

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，肝癌晚期，霍家排了四个护工三班倒守着，但老爷子脾气倔，谁的账都不买，唯独愿意让我来扎针换药。

他说我手稳，扎针不疼。

后来他知道我是孤儿院出来的，吃百家饭长大，供自己读完了卫校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好孩子，能吃苦，踏实。

我以为他只是心疼一个后辈。

直到他临终前把霍辞叫到床前，当着主治医生和律师的面说：“你娶她，我把遗产给你分。你不娶，一分钱没有。”

霍辞站在病房门口，看了我一眼。

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。你是个累赘，但你值点钱。

婚结得很快，没有婚礼，只有民政局门口的一张合影。霍辞穿着日常通勤的灰色衬衫，签字的时候连笔帽都没拧开，拿牙咬的。

我穿了一条借来的白裙子。

姜淑芬全程没出现。她托人带了句话：“让那个野丫头住客房，别弄脏了主卧的床单。”

新婚夜霍辞在书房打了一整夜游戏。

我坐在客房的单人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裂开的那条纹路，想了很久。

至少有个顶棚。比孤儿院的铁架子床强。

头三个月我们没说过超过十句话。他叫我“喂”，或者“那谁”，从来不喊我名字。

姜淑芬给我排了一张家务时间表，六点起床做早餐，七点送霍辞出门，白天洗衣拖地擦银器，下午四点去市场买菜备晚饭。

我没有反抗。

我从小就知道，白吃白住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

第四个月，姜淑芬催我验孕。验了，没有。她把验孕棒摔在我脸上，骂我“不下蛋的母鸡”，让我去喝中药。

我喝了半年中药，苦得舌根发麻。

第九个月，我怀上了。

那天霍辞破天荒回了主卧看B超单，皱着眉头问医生性别。医生说太早了看不出来。

他把B超单扔在茶几上，出门时说了一句：“最好是个儿子。”

我蹲在马桶边上吐了半小时，把那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。

——最好是个儿子。

意思是，如果不是儿子，一切都白搭。

包括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