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方若棠来了。

霍辞说她是全京城最好的金牌月嫂，月薪五万八，从三甲医院妇产科出来的。

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站在客厅玄关处，穿着一件米白色针织开衫，长发挽在耳后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
她不像月嫂。

她像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文学课助教。

“沈太太好，我是方若棠，以后由我来照顾您和宝宝的起居。”

她把行李箱放在玄关，利落地换了鞋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检查冰箱里的食材，然后列了一张孕期营养清单贴在冰箱门上。

头两周她确实专业。按时提醒我补铁补钙，帮我做孕期瑜伽，晚上十点准时熬一碗红枣银耳羹端进房间。

我放下了戒心。

第三周，事情开始不对。

有天半夜三点我起来上厕所，经过二楼走廊时，听见书房里有声音。

门关着，灯关着，但里面有人在说话。

我没有贴上去听。

孤儿院教会我一件事：有些真相，知道了比不知道更难受。

但身体比脑子诚实。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，后脑勺阵阵发紧，血压一度飙到警戒线。

产检时医生皱着眉量完血压，让我务必保持情绪稳定。

我回家把这句话转达给霍辞。

他正在给方若棠修手机屏幕贴膜。

他头也没抬：“找方姐给你熬点安神汤。”

怀孕八个月，提前做了一次B超。确认是女孩。

消息传到霍家的那天晚上，姜淑芬摔了一整套骨瓷餐具。

霍辞坐在餐桌对面，叉着牛排，看了我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等生完再说。”

什么叫“再说”，我不敢问。

那之后方若棠开始接管一切：我的饮食、我的作息、我的产检记录、我每天吃的每一粒药。

她总是笑眯眯的，贴心周到，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。

她给我倒水的时候，杯柄永远朝着自己那一面。

第九个月，我在卫生间捡到了一根长头发。

不是我的。

我是短发。

那根头发有四十厘米长，柔顺乌黑，夹在浴室地漏的缝隙里，粘着一小块磨砂膏的残渣。

我们家的主卧浴室，只有霍辞和我用。

不，以及每天下午帮霍辞“整理书房”的方若棠。

我没有声张。

因为我已经怀孕三十八周了。

因为我没有娘家，没有存款，没有退路。

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，手放在肚子上，感觉到女儿在里面翻了个身。

我在心里和她说了一句话：妈妈会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然后想办法，把你带走。

只是我没想，想办法的代价，会以今晚这种方式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