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诊室的灯白得像要把人烧穿。

我被推进去的时候，淡蓝色病号服已经被血浸得看不出本色了。

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俯下身看了看我的瞳孔，脸色唰地变了。

“后脑挫裂伤，疑似颅内出血！通知神外值班！立刻做CT！“

我被推着穿过走廊。

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盏接一盏地从头顶掠过，像白色的隧道没有尽头。

我知道自己快死了。

这种感觉很清晰。

身体正在一点一点丧失温度，像一杯被扔在窗台上的水，慢慢地、不可逆地变凉。

可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，不是我要死了。

而是——

妈妈知道了会不会伤心？

大概不会吧。

不。

她一定不会。

她甚至可能松一口气。

因为从六岁那年起，我在她眼里就不是女儿了。

我是一个杀死了她丈夫的凶手。

爸爸死在我六岁那年的冬天。

他骑电动车送我去幼儿园，一辆闯红灯的货车冲过来。

爸爸用身体死死护住了我。

他没了。我活了。

从那天起，家里所有有我的合影全被妈妈剪碎了。

她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留给后来出生的沈甜，让我搬进走廊尽头那个放拖把和扫帚的杂物间。

四平米。

没有窗户。

一张铁架子折叠床。

一床起了毛球的薄被子。

沈甜的房间有落地窗、公主床、毛绒地毯和一整面墙的玩具。

我趴在杂物间的门缝里往外看，看到妈妈弯腰在沈甜房间里安床头灯，手很轻、很温柔。

那年我七岁。

那天晚上我在杂物间里哭了一整夜。

没有人来看一眼。

后来我学会了不哭。

因为哭也没有用。

我开始拼命干活，拼命存在感地活着。

洗碗、扫地、做饭、买菜、交水电费、给妈妈买降压药。

十六岁开始在外面打零工。

十八岁辍学，同时打三份工：早上便利店理货，下午给小孩补课，晚上到后厨洗碗。

所有的钱，要么交回了家里，要么被沈甜要走了。

沈甜要钱的理由从来不需要太复杂。

“姐，你不给我，我就告诉妈你天天在外面鬼混到半夜。“

一句话就够了。

因为妈妈一定会信她。

她是妈妈的甜甜。

而我只是那个害死了爸爸的人。

“CT结果出来了！颅内出血量超过60毫升！“

女医生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

她拿着片子冲进来，脸色极其难看。

“必须立刻手术！“

她看向旁边的护士。

“家属呢？联系上了没有？“

护士焦急地摇头。

“患者手机上的紧急联系人打了十几遍了，第一个号码无法接通，第二个号码接通后说患者在夸大其词，让我们不用管！“

女医生愣住了：

“说什么？生命垂危的病人，家属说不用管？“

护士咬了咬嘴唇，声音透着压不住的愤怒。

“那个接电话的年轻女孩说——她姐每个月都要来这么一次，让我们别被骗了。“

第二个紧急联系人。

那是沈甜的号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