摊主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随手把那卷纸扒拉过来，随手展开。

画不大，一尺见方，画的是山水——远山近水，一叶扁舟，一个老翁独坐船头垂钓。

纸张有些发黄，边角有些脆裂，上面落了一层灰。

可能是他自己都懒得看第二眼，抖了抖灰，又卷起来了。

“哦，一幅破画，旧货站按斤称来的，没人要，你要的话，给五块拿走。”

我把画接过来，展开又看了一遍，手指在画面上方停了一下——那里没有款识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章。他的心跳瞬间快了一拍，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轻轻把画合上，重新放回摊布上，摇了摇头。

“没款没章，不知道谁画的，五块钱不值。”我顿了顿，像是做了个让步。

“这样吧，香炉我买了，这画您送我算了，我拿回去糊墙。”

摊主犹豫了一下，香炉卖五块，他已经赚了三块。这幅画本来就是搭头，论斤称来的，按纸价算不到两毛钱，留着也没人要，占地方，他摆了摆手：“行行行，拿走拿走。”

我把画卷起来，用旧报纸包好，塞进怀里，随后转身离开。我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，但我的手，却按在怀里的画上，按得很紧。

我没有回饭店，而是走到自行车旁，跨上去，往县城的方向骑。

风从耳边呼呼地吹，链条咯吱咯吱响。

我心里有数：这幅画，就算没款没章，以笔墨和纸张的老化程度，至少是清中期的真迹，拿到周老板那里，少说值两百。

骑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县城，古玩巷子里的灯还亮着，我推门进去。

周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，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眼镜腿上的白胶布又脏了一些，他听见门响，抬起头，从老花镜上面看了我一眼。

“这么晚了，还有东西？”

我没说话，而是把画从怀里拿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在柜台上展开。

见我这样，周老板也放下报纸，凑过来看。

他先看了看纸张，又看了看笔墨，最后再看了看构图，他看得很慢，从左边看到右边，又从右边看到左边。

之后他的手指在画面的留白处轻轻摸了一下，感受纸张的厚度和韧性。然后他又凑近，看那个模糊的印章，最后用放大镜照了又照。

“哪来的？”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。

“地摊上，别人当废纸卖的。”

周老板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明末清初的，虽然没有款，但笔墨老辣，是行家的手笔，这种画，不是一般画匠能画出来的。”说完他顿了顿。

“三百。我给你三百。”

我心里跳了一下，但脸上没动：“三百？”

“三百！你要是拿到省城去，能卖更高，但我不赚那个差价，我收了也是自己留着，你要是觉得少，可以拿走。”

我想了想，周老板这人还不错，不坑人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行。”

周老板从抽屉里数出三百块——三十张十块的——推过来。

我把钱拿起来，数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塞进了口袋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周老板突然在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小伙子，以后有好东西，先来找我。”

我没回头，摆了摆手，随后骑着那辆破二八大杠，头也不回的往国营饭店赶去。.

我来回的一个多小时，饭店里的气氛已经变了。

菜是上来了，红烧肉冒着热气，糖醋里脊油亮亮的，肉丸子汤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
我妈和我爸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谁也不动筷子，我妈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，我爸低着头，手指在桌沿上反复地摸。

那服务员把那五块钱从妈手里拿走了，说是押金，但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。

老板孙胖子是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，穿着一件油光锃亮的白大褂，端着搪瓷缸子走过来。

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菜，又看了一眼爸和妈，把搪瓷缸子往桌上墩了一下，声音很大。

“你们到底等谁？菜都凉了，要不要给你们热热？”

“不用不用，我们再等等，马上就来。”我妈赶紧摆手。

孙胖子的声音更大了：“等什么等？你们点的菜，到底谁付钱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儿不赊账。”

听罢，我妈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五块钱的押金收据，放在桌上。

“我们有，刚才付了押金，等我儿子来了就付剩下的。”

孙胖子看了一眼那张收据，嗤了一声：“五块钱？你们这一桌子菜，二十七块，五块钱够干什么？”

他的声音不小，旁边几桌的客人都听见了，扭过头来看。

我妈的脸涨得通红，把收据收回来，攥在手心里，手在抖。我爸的手也攥成了拳头，指节泛白，但他没有站起来。

李磊就是这时候进来的，他穿着一件花衬衫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推门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两个牌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