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彻底屏蔽了所有关于国内的消息。

周清延带领的课题组进入了最关键的攻坚阶段。

我每天泡在实验室里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显微镜和数据报表。

那种纯粹为了自己而努力的充实感，是前世围着时越打转的四年里，我从未体会过的。

直到五月份的一个傍晚。

波士顿的春天终于有了点暖意。

我刚刚结束一场时长三个小时的病例研讨会，从会议中心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