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走出会场不到十分钟，还是在路边吐了。

身后有辆白色面包车急刹，我眼前一黑，蹲在垃圾桶旁边连呼吸都不会了。

最后送我去医院的，是刚才采访我的记者许宁。

急诊医生翻完病历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你这半年不是一直在做治疗吗？怎么频率反而高了？”

我还没回答，我妈就赶到了，身后还跟着周可心。

看见我的第一眼，她先问的却是：“刚才采访的素材有没有流出去？”

许宁都愣了一下：“沈律师，她刚刚差点在路边昏过去。”

我妈像是才想起我，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。“老毛病了，缓过来就好。”

医生没忍住：“创伤后应激不是‘老毛病’，她现在已经出现明显躯体反应。家属平时最好避免持续刺激源。”

他又翻到后面的缴费记录：“而且她这几个月复诊断断续续，药也有两次没按时开。是经济上有困难吗？”

我妈终于看向我：“没钱为什么不跟我说？”

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上个月我把治疗账单发给她，她隔了两天才回：【基金会这边有三个孩子要做司法救助，你先想办法垫一下。】

现在当着医生，她像是真的第一次知道。

我没拆穿，只把视线移开。

我妈神色僵了一瞬。

周可心立刻往后退：“是不是因为我？沈妈妈，要不我还是走吧，我不想姐姐因为我生病。”

我妈转身就拉住她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然后她看向我：“晚晚，你不能因为她妈妈伤害过你，就把所有情绪转移到她身上。”

我躺在病床上，忽然一句话都不想说。

护士过来登记联系人：“紧急联系人还是沈清岚女士吗？”

我还没开口，我妈已经替我答了：“是，我是她母亲。”

她说得那么自然，像刚才那个拿走我赔偿、送走我钢琴的人不是她。

周可心把一只文件袋放在床头：“姐姐，这是钢琴的转赠手续。我不知道那架琴对你这么重要，我真的可以还。”

我低头看了一眼日期，是三个月前，正好是我生日那天。

那天我给我妈打了七个电话，想问她晚上能不能一起吃顿饭。她最后只回我一句：【在外地做法律援助，别等。】

原来她所谓的法律援助，就是陪周可心办转赠。

我问她：“那天你也在？”

周可心脸色白了一下，我妈立刻接话：“是我让她去的。钢琴放仓库五年都没人碰，留着落灰有什么意义？”

“五年没碰，是因为你不让我弹。”

我被找回来的第一年，最严重的时候整夜不敢关灯。

她给我买钢琴，说什么时候害怕，就弹琴等她回家。我信了。

第七天，邻居根本没投诉，是她第二天要接受电视台采访，嫌琴声影响她背稿。

后来那架钢琴进了仓库，我也再没碰过。

我妈沉默两秒，很快又皱眉：“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怎么什么都记着？”

“受害者要往前走，不能永远靠过去绑架身边的人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像律师劝当事人一样补了一句：“心理治疗不也是让你脱敏吗？真正的康复，就是学会面对。可心出现在你面前，对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我突然觉得特别荒唐。

我的心理医生用了五年教我什么叫建立安全感，她只用一句“脱敏”，就把让我和人贩子的女儿朝夕相处，说成了另一种治疗。

这些话，她在无数场反拐讲座上说过，每次台下都会鼓掌。

可原来所谓“往前走”，只是让我快点忘记她做过什么。

我拔掉手背上的针：“你说得对，我该往前走了。”

她明显松了口气：“想通就好。明晚基金会还有个直播，你和可心一起露个面，把今天的误会说清楚。”

我穿鞋的动作顿了一下。

原来她以为，我说的还是原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