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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母去世得早，是伯父一家收留了我。

十七岁那年，江卫东穿着一身旧军装离开柳树沟。

走之前，他在两家长辈面前握着我的手，说等他在部队站稳脚跟，就回来娶我。

江卫东的父亲曾跟我父亲一起下过矿，两家早早替我们订下亲事。

他入伍后的第二年，江父在山上砸断了腿，没熬过冬天。

江母受了刺激，半边身子瘫在炕上。

最大的妹妹江卫红才十三岁，下面两个弟弟，一个十岁，一个刚满五岁。

江卫东在千里之外寄来第一封加急信。

他说部队训练紧，不能回来。

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，江家的事就是我的事。

他说：“知夏，替我尽孝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每天四点起床。

先去江家烧炕、熬粥，替江母擦身翻身，再回生产队出工。

中午别人坐在田埂上吃窝头，我得跑三里地回去给她换尿湿的褥子。

晚上收了工，还要替三个孩子补衣服、洗头、检查作业。

江母脾气越来越坏。

她疼得睡不着，便把搪瓷缸砸在地上，骂我是克死父母的灾星，骂我动作慢，存心让她受罪。

有一回，我发高烧，浑身烫得站不住。

我让江卫红替母亲端一次尿盆。

她把脸一扭。

“我哥说了，照顾娘是你的责任。”

“我要读书，将来可不留在这个穷地方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昏倒在江家灶房。

醒来时，脸贴着冰凉的土地，锅里的粥已经煳成了黑块。

没有人扶我。

江母隔着一堵墙还在喊：“知夏！你死哪儿去了？”

后来江卫东来信，知道我病了，只在信纸背面补了一句。

“年轻人身体底子好，克服一下就过去了。”

“娘只有一个，你别让她寒心。”

四年里，他寄回家的津贴越来越多。

钱全由江母锁在炕柜里。

她说那是留给两个儿子娶媳妇、给女儿置嫁妆的，不能乱花。

我替她买药，替孩子交书本费，拿的却是我自己挣工分换来的钱。

我手上常年都是冻疮。

冬天给江母洗褥子，冰碴子嵌进裂开的口子里，疼得钻心。

伯娘看见了，不但不心疼，还骂我没本事。

“你现在多干一点，将来做了干部爱人，什么福享不到？”

“乡下女人有几个能住进家属院？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想坐吉普车？”

每当我累得想退婚，所有人都拿那身军装堵我的嘴。

他们说我已经替江家熬了这么久，现在退出，前面的苦就全白吃了。

我也一次次骗自己，再等一等。

等江卫东提干。

等他有资格让家属随军。

等我嫁过去，就能真正拥有一个家。

可等到那封提干信被林巧珍偷走时，我忽然明白。

江卫东若真的心疼我，四年前就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泥里，自己站在岸上命令我继续熬。

家属院不是家。

江卫东是一个合格的军人，却并不是一个好的归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