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机场的路上，贺砚辞不停拨打我的电话。

他换了自己的号码，又换助理的号码。

始终无人接听。

距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个小时，助理却忽然打来电话。

“贺总，太太今天上午还去过医院。”

“什么医院？”

听见医院的名字，贺砚辞立刻让司机掉头。

他想起我连续几天的干呕，也想起自己说要带我检查时，我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。

一种强烈的不安在他心底蔓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