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的那天上午，我完成了最后一次阶段性评估。

医生没有说我已经痊愈，只说创伤不会迅速消失，我仍需长期治疗，但已经能够独立生活，也可以逐步恢复工作。

我将紧急联系人改成周岚，又委托律师准备离婚材料。

回家后，我把婚戒、服药表和律师的联系方式留在桌上。

带走的只有证件、记者证、新相机和父亲的采访笔记。

周岚即将抵达时，城市上空突然拉响空袭警报。

尖锐的声音刺穿窗户，眼前的客厅瞬间变成三年前的废墟。

爆炸、哭喊和坍塌声同时涌入脑海，我双腿发软，指尖剧烈颤抖。

裴砚接到医院通知，医疗区将优先转移孕妇和儿童。

阿宁捂住小腹，说孩子一直在动。

儿子立即扶住她，裴砚也护着他们往外走。

我站在玄关，明明决定不再依赖他，却还是本能地伸出手。

“裴砚，救我......”

他猛地停住。

看见我惨白的脸，多年的本能让他松开阿宁，朝我伸出手。

指尖即将相触时，阿宁忽然痛呼。

“裴砚，我的孩子......”

儿子急得哭起来。

“爸爸，快救阿宁阿姨和妹妹！”

裴砚的手停在半空。

片刻后，他还是收了回去，将药瓶塞进我掌心。

“先吃药，按我教你的方法呼吸。阿宁怀着孩子，我必须先送她去医疗区。”

药瓶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。

“你答应过，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警报声里。”

他眼中闪过挣扎，最终避开我的目光。

“不会太久，你等我回来。”

儿子跟着阿宁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
我以为他会留下。

可他只说：“妈妈，你有药。阿宁阿姨和妹妹更危险。”

门在我面前关上。

他们听见了我的求救，也知道我最怕被独自留下，却依然选择了阿宁。

警报声越来越急。我蹲在地上，仿佛又看见自己用血肉模糊的双手，在瓦砾中挖掘。

我想寻找裴砚的安抚录音，才想起早已删掉。

没有人会回来。

我只能逼自己回忆医生教过的步骤。

这里是家，墙没有倒。

裴砚和儿子没有被埋住。

我不需要再救任何人。

看见行李箱旁的新相机，我忍着恶心扶墙站起来，按下快门。

第一张模糊不清，第二张依旧没有对焦。

拍到第三张时，窗外驶向避难区的车辆终于清晰起来。

我依然害怕，也没有痊愈。

可我没有死在裴砚收回手的那一刻。

警报声渐渐远去，门外响起三下敲门声。

我攥紧相机，却没有像过去那样缩回角落，而是一步步走过去，拉开房门。

周岚站在走廊里，肩上还带着雨水。

她看过我惨白的脸、颤抖的手，最后望向收拾整齐的行李箱。

她什么也没问，只像多年前问我敢不敢第一次进入战区那样，平静地说：

“还能走吗？”

我将尘封三年的记者证挂回胸前，又把相机背到肩上。

手仍在发抖，可握住行李箱拉杆时，我没有再松开。

“能。”

周岚侧身让开。

我拖着行李跨过门槛。

那只药瓶仍躺在墙角，桌上放着婚戒、服药表和写着裴砚名字的紧急联系卡。

我没有带走，也没有再看。

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我走了进去。

身后的家依旧安静，像过去无数个等待他们回来的黄昏。

只是这一次，我不等了。

门缝一点点合拢。

我拖着行李离开，没有再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