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国际航站楼，广播里播报着登机提示。

我将最后一件笨重的摄影脚架托运完毕，手里只攥着一本护照和一张单程登机牌。

晨光穿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洒在地板上，折射出冷冽而清澈的微芒。

随行的领队是一位从业三十年的战地摄影老将，他递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。

“静姝，这次的项目不仅环境艰苦，而且中途没有任何通讯设备能联系国内，三年时间，相当于彻底人间蒸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