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十六年的夏秋之交，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界限截然分开。界限之前，是朝堂上因《平边策》而起的激烈争论、权力博弈与最终尘埃落定的喧嚣；界限之后，则是帝国中枢在明确了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核心国策后，转入的一种高速、精密却又暗藏玄机的运行新常态。皇帝那道赋予李瑾“检校兵部尚书”、“总督平边诸事”、“参赞军务”的重权诏书，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扇名为“平边大业”的沉重闸门，同时也将李瑾、李治、武媚娘这三位帝国最高权力者，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、充满张力与默契的微妙平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