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两天，贺明轩像是突然变回了从前那个孩子。

早上出门时，他第一次没有嫌弃我做的鸡蛋饼。

晚上回家，他还把掉在玄关的促销单捡起来放到桌上。

睡觉前，他站在我的卧室门口，小声叫了一句妈妈。

“我想过了，爸爸既然现在不方便，我就先跟你住。”

“苏曼阿姨的生日礼物我也不要了。”

说完，他从书包里翻出那张被改过的紧急联系人表。

苏曼的名字已经被他用黑笔涂掉，旁边重新写上了我的名字。

“老师说这张表明天必须交，你帮我签一下吧。”

我握着笔问他：“你为什么突然想通了？”

贺明轩避开我的眼睛，只说不想再因为这件事被老师谈话。

他甚至主动把吃完的碗送进厨房，还拧开水龙头冲了两下。

水花溅了满身，他皱着眉却没有像平时那样立刻叫我收拾。

我把他拉到一边擦干衣服，心里那点已经冷下去的期望又冒了头。

我看着他低下去的脑袋，几乎以为他真的听懂了贺景川的拒绝。

福利院打来电话催补收入证明时，我甚至迟疑了很久。

院长在电话里提醒我，审核一旦通过就不能靠一句后悔随意撤回。

我答应第二天送材料过去，却没有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贺明轩。

那晚结完三份零工的工资，我把一千五百块现金装进信封并塞进卧室抽屉。

其中八百块是我连续三晚替便利店盘货挣的，剩下的是商场促销和游乐园代班的钱。

我本来想直接转给福利院，可院长说正式接收前不能收我的钱。

我只好在信封上写下贺明轩生活备用金，并把它压在离婚材料下面。

这笔钱原本准备交给福利院，请他们在贺明轩刚回去的那段时间多照顾他。

第二天清早，餐桌上的牛奶没有动过。

贺明轩的校服外套和小天才手表都不见了。

我起初以为他提前去了学校，直到拉开抽屉才发现信封空了。

装离婚材料的文件袋被他翻得乱七八糟，那张伪造的亲子鉴定也露在了最上面。

我来不及细看，只抓起手机给班主任打电话。

班主任说贺明轩已经到了学校，早读时还主动交了紧急联系人表。

我稍稍松了一口气，以为钱只是被他藏去了别处。

压在信封下面的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。

“我去上学了，晚上别做我的饭。”

“今天我要给苏曼阿姨过生日，爸爸看见礼物一定会让我留下。”

我给贺明轩打了十几个电话，可那只手表始终无人接听。

班主任说他放学铃一响就从侧门跑了，连值日都没有做。

我又给贺景川打了两次电话，可他一次都没有接。

苏曼的社交账号上刚发过定位，那家法餐厅离贺景川住的小区不到两公里。

贺明轩只有八岁，身上还带着那么多现金，我不能真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待到深夜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