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后第十天，我终于能扶着床沿站起来。

从床边到门口，十几步，走得满身是汗。

助理要扶我，我摇头，又往前挪了一步。

我要好起来。

孩子还在等我。

这些天，傅庭深来过两次。

第一次，他带来姐姐挑好的婴儿床照片，说围栏加高了，孩子睡着安全。

第二次，他把一份月嫂名单放在床头，让我选两个。

“知蘅没带过孩子，你替她把把关。”

我没有碰那份名单，只问：“孩子出生那晚，你为什么没回来？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医院不是一直有人吗？知蘅吓坏了，我总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急诊。”

我看着他，慢慢松开攥紧的被角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他以为我终于想通，临走前还替我整理好枕头。

“出院就回家，别再提离婚。婴儿房已经弄好了，你也安心养身体。”

门关上，我叫来律师。

“不等他答应了，准备起诉。”

律师收走补齐的财产资料，也带来了设计原稿的证据保全清单。

那些带着修改记录的文件、往来邮件和手绘稿，终于不再只是锁在柜子里的委屈。

助理已经清点搬走工作室的设备，交给搬运人员的每一张单据，都留了底。

接下来，只剩我和孩子。

陆宴臣来时，没有带花，也没有说安慰的话。

他将接收医院的资料放在桌上。

“产科和新生儿科都联系好了。能不能转、什么时候转，听两边医生的。”

我翻到最后一页，反复确认孩子能得到什么照护。

他没有催，等我看完才问：“还有什么需要？”

“别替我瞒病情，也别让任何人为赶时间冒险。”

“好。”

两院完成评估后，转运才正式安排。

那天上午，护士替我核对身份，交接病历。

孩子仍需监护，由新生儿转运团队负责，车上配着转运暖箱和相应设备。

我坐上轮椅，膝头放着一个信封。

里面是离婚协议，还有那枚婚戒。

戒指戴了七年，指根留下浅浅的一圈痕迹。

我试着转了一下，才发现它早就松了。

“交给律师吧。”

助理接过去，眼圈又红了。

我没有回头看病房。

输血的针眼还在，腹部的伤口也还疼。

我带不走这十天受过的罪，至少能决定，养好身体以后不再回那个家。

抵达接收医院、安顿下来后，傅庭深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
接通时，他的声音压得极低。

“你把孩子弄哪儿去了？”

“转院了。”

“谁允许你转的？知蘅今天特意过来看孩子，护士说你们已经走了！”

我靠着枕头，听他那边传来姐姐的哭声。

她说自己只是想见孩子一面。

傅庭深语气更重：“地址发来，我现在过去接你们。”

“医生评估过，孩子也在继续治疗。病历和手续都有，不需要你来接。”

“沈知夏，你签过协议！”

我攥着手机，掌心一点点发热。

“你按着我的手签的那份，律师已经在处理。我没有同意把孩子交给她。”

他打断我：“你非要闹到所有人都知道？”

“那就让他们知道。”

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。

我第一次发现，不急着解释，不求他相信，原来可以少说那么多话。

“离婚、财产和孩子的抚养问题，联系我的律师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助理推我去了新生儿病区外。

隔着玻璃，我看见儿子躺在保温箱里，小手贴着脸，睡得很沉。

手机又亮了一下。

合作品牌回复了我的申诉邮件，要求沈知蘅提交获奖作品的原始创作记录。

我截下消息，发给律师。

孩子，我带走了。

那些写着她名字的作品，现在也该查清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