爸妈走的那年，我十九岁，弟弟七岁。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压在箱底，进了电子厂。流水线上站了四年，腰椎落下了病根，到现在都没治。弟弟上初中，我去工地扛过钢筋。弟弟上高中，我在超市理货，一站十二个小时。弟弟考上大学那天，我蹲在出租屋的地上哭了一整夜。不是伤心，是觉得他终于有出路了。他念法学院那四年，我每月雷打不动往他卡里打三千。自己吃两块钱一袋的挂面，就着白开水。他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穿了一套笔挺的西装，站在台上致辞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手心都拍红了。我以为这辈子吃的所有苦，到这儿就全值了。直到三个月后的傍晚，快递员把一个信封扔在我出租屋门口。不是感谢信，是法院传票。原告那一栏，写着我弟弟——林远舟。他要我把爸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，一百六十万，全部让给他。理由是我在房子里白住了十九年，占够了便宜。他还说，抚养他是法定监护人的义务，不是恩情。法律面前，不谈感情。他用我供他念的法律，把刀尖抵在了我的胸口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