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确诊我怀孕那天，失踪八年的姐姐提着行李站在了家属院外。她穿着一件时髦的红色风衣，哭着扑进周砚山怀里。而我站在不远处，手里还攥着那张没有来得及给他看的诊断书。八年前，周砚山执行任务负伤，右腿几乎残废。原本与他订婚的姐姐不愿照顾一个废人，在领证前一天留下一封信，跟着文工团的人去了南方。周家不能在这个时候退婚。爸妈便逼着我穿上姐姐留下的红裙子，代替她嫁给了周砚山。那时候，我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也有一个说好毕业后就结婚的恋人。可父亲将通知书撕碎，跪在我面前说：“你姐姐不懂事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整个姜家被人戳脊梁骨。”我留了下来。周砚山站不起来，我每天替他按摩双腿；他自暴自弃砸碎药碗，我跪在地上一片片捡起来；为了给他买进口药，我白天在供销社上班，晚上替人缝衣服。八年后，他重新站了起来，也从一个前途尽毁的残疾，成为最有前途的研究员。他曾当着所有人的面握住我的手，说这辈子绝不会辜负我。姐姐回来后的第三天，他却拿出了一份离婚申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