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我去了常合作的录音棚。

前台没让我上楼。

“贺老师，老板说最近设备检修。”

她话音刚落，一个歌手拎着咖啡从我身边过去。

电梯门开了，里面传来鼓声。

前台脸红了。

我没再问，把寄存在这里的耳机领走。

一上午，我打了七个电话。

三个没接，两个说忙。

剩下两个劝我，拿了钱就别折腾。

只有老周回了消息。

“后门，等我。”

他穿着件洗旧的夹克，怀里夹着一只硬盘。

“你以前存在棚里的底稿，我给你拷出来了。”

我伸手去接，他却没松。

“霜降，你真准备跟他们争？”

“那是我的歌。”

老周看了我一会儿，把硬盘塞进我的帆布包。

“别存在一处。”

他压低声音。

“还有，找个懂行的律师。”

我点头。

回到出租屋，我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件搬开。

电脑旁放着一个铁盒。

里面有我学生时代参加比赛留下的样带，有替小剧场画过的分镜，还有几套攒了很久才买齐的绝版配乐资料。

我在二手平台联系了收藏店老板。

对方视频看完，报了价。

“三千二。”

“这套原画册，我买的时候就两千六。”

“收旧东西就这个价，你也可以再问问。”

我看了一眼电脑屏幕。

律师咨询费、证据整理费，还有备份用的硬盘。

“你什么时候能来取？”

下午，铁盒空了。

我拿着钱去买了两块新硬盘，又交了第一次法律咨询的费用。

店员问我，要不要贴姓名标签。

我拿起笔，写下三个字。

贺霜降。

写完才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在自己的东西上，认真写过名字了。

晚上，我开始整理文件。

第一首歌的文件夹里，有十九版工程。

祁暗当初唱不上副歌，我连夜给他降调，又改了旋律。

聊天记录里，他发了十几条语音。

“这句再低一点。”

“霜降，帮帮忙，明天就要演。”

最后一条是：

“就用这版，太好了。”

我把日期、文件、对应消息，一项项列进表格。

不是他说一句“公司作品”，这些东西就能变成他写的。

咨询律师看过部分材料后，提醒我：

“先保存原始设备和完整记录，别只截几张图。具体权利归属，还得看你们当时怎么约定。”

我把那份新合约也发了过去。

随后，打开第二首歌。

窗外天黑了，又亮了。

整理到第十一首时，祁暗打来电话。

“听说你找律师了？”

我握着鼠标，没说话。

“合同看不懂，可以问公司的法务，没必要花这个钱。”

“我想听别人怎么说。”

那头顿了一下。

“可以。但你别被人哄着做傻事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录音棚老板发来消息。

“以后别联系老周了，他还要吃饭。”

我盯着那行字，给老周拨过去。

关机。

紧接着，几个平时对接工程文件的工作群，把我移了出去。

我点开邮箱。

约好的版权咨询，被对方取消了。

理由是项目调整。

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。

我从猫眼往外看。

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站在楼梯口，低头抽烟。

我昨晚下楼买水时，他也在。

手机又亮了。

祁暗发来一张工作室的效果图。

落地窗，钢琴，崭新的电脑。

后面跟着一句话。

“签了，这些明天就能给你。”

我反锁了门。

屏幕上，备份进度走到了百分之八十七。

楼梯口的人，却没有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