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代初，陆卫川要去西北建设兵团，临走前跟我说：“书英，那边苦，上头不让带家属。家里爹娘那块，还得靠你照顾。委屈你等我三年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”可三年又三年，我足足等了陆卫川七年。他还是没回来。半个月一封家信，一个月寄一次粮票，能见面的只有过年那几天假。我连一句埋怨都不敢有，怕耽误他为国争光。直到我怀孕了，连队指导员才说我的紧急探亲申请批下来了。颠簸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，我又走了十几里土路，才终于敲开了家属院的门。可开门的居然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：“爸，家里来人了！我不认得！”我以为找错了门。可屋里传来陆卫川熟悉的声音：“小凤，爸这会儿忙着，让妈妈去看看。”赵巧珍应声开了门。一见我，吓得手里的搪瓷盆都掉了：“嫂子，你怎么来了......”我捧着肚子，那颗悬着七年的心终于死了。原来，陆卫川不是不顾家，是顾的不是我这个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