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一个回城名额，我和沈嘉言在破旧的筒子楼里挣扎了三年。第一次机会擦肩而过，我典当了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换了三百块钱给他铺路。第二次名额被人抢占，我把压箱底的两根金条也交到了他手上，让他去省里想办法。第三次审核再次碰壁，我望着他挫败的眼睛，手里死死攥着那个在香港飞黄腾达的生父留下的地址，挣扎着要不要向他求助。却在当晚，意外在他床板下翻出几封没烧尽的信：“沈哥，这次审核失败的戏码，够不够逼真？”“沈哥真高明，听说那乡下妞白天拼命摇纺车，晚上还给你焐被窝，真是个好摆弄的货色。”我放下那些信，用公共电话亭里拨通了那个号码：“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去，嫁给你的手下吗？我同意。”“三天后，派他来接我。”